因为工作缘故，我见识过不少大家的怀瑾握瑜、明德惟馨，感受到他们的深情敦厚、赤子之心。聆听教诲，仿佛涉入一条条悠远深长的人生长河，抵达理想纯净的彼岸。书中所记载的便是我与这些深情之人交往的点点滴滴，或浅或深，或长或短，都铭刻在心，久久难忘。
——曹可凡《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
01
从李香兰到蔡明亮
“你为我留下一篇春的诗，却教我年年寂寞度春时。直到我做新娘的日子，才开始不提你的名字。可是命运偏好作弄，又使我们无意间相逢，我们只淡淡地招呼一声，多少的甜蜜、辛酸、失望、苦痛，尽在不言中。”姚莉说，这首带着丝丝哀愁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是她哥哥姚敏与陈歌辛赠予李香兰的礼物。起因是他俩同时恋上了这朵馥郁芬芳的“夜来香”，却又未能获得爱的回报，但这并不妨碍两位“情敌”携手，以歌传情，记录下那段难忘的“三角恋”。老派文人的襟怀，今人的确无法企及。
去日本公干，在东京盘桓数日，不知怎的竟想起了那段陈年往事，忍不住给李香兰挂了个电话，号码自然是姚莉给的。虽说素昧平生，听到来自上海的问候，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讶异和兴奋，问东问西，如同孩童般好奇。不过，她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大光明”和“兰馨”，这两座与之生命息息相关的文化地标。那一口脆亮娇媚的京片子实在叫人无法和一位年逾九旬的长者联系起来。“想着该和你喝杯咖啡！”她自言自语道。无奈那几日老人正罹患感冒，医生严禁会客，终于缘悭一面。
当晚，约翁倩玉往银座Astor品食大闸蟹。Astor是一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中餐馆。据说，店名源自上海的礼查饭店。觥筹交错间，聊的也大多是上海的旧闻。说着说着，便绕到了李香兰。原来李、翁本是忘年之交，感情笃深，往返频仍，彼此居所相距也不过两三个街区。餐毕，翁倩玉驱车载我至李香兰住所附近转悠一圈，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后来，在台北和蔡明亮偶然谈及此事，他不禁莞尔。没想到，每每走访东京，大导演如蔡明亮者，也居然和我以同样方式朝拜他心中的女神李香兰。彼时的蔡导演尚未造访过上海。因为，对他来讲，上海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李香兰歌里的上海，倘若冒冒失失闯入现实，梦幻恐怕瞬间破碎而沦为泡影。故而，他宁愿以观察者的姿态，远远眺望这座令他魂牵梦萦的都市。
影星李香兰
蔡明亮怀旧情绪浓烈，举凡老戏院、老电影、老物件、老情歌，均令其陷入迷思。关于那些上海老歌的记忆脉络可以追溯到他在马来西亚的童年时光。那时，父亲以摆面摊、养鸡、种胡椒为生。闲暇之余，一边抽烟喝咖啡，一边挨着收音机听歌，李香兰、白光、周璇、姚莉……不一而足。稍长，又钟情于越剧电影《追鱼》，“影片中色调粉粉的，就像水彩画一般，美人鱼游弋的婀娜身姿，曼妙之至”。当然，他对张爱玲居港期间所编电影《南北河》更是如痴如醉。戏中香港人与上海人以不同方言斗嘴，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幅活色生香的风俗画。所有的这些，日后都慢慢渗透到他的电影中，成为构成蔡氏艺术的索引图。
绝望、孤独、都市异化的忧郁沉思，是蔡氏影像的永恒标签。和其他导演不同，他的电影通常没有对白，没有强烈的动作，也没有曲折的故事，却偏爱以行为与思想的跳跃性来铺陈情节，传递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和对爱的渴望，《你那边几点》《天桥不见了》《天边一朵云》等均属此类。其实，蔡明亮如此创作风格也与其成长经历不无关联。学生时代，他频繁转学，因不适应新环境常被称为“青鸟脸”，意思是脸臭，不合群；父母开面馆忙不过来，将他交给外公外婆照顾，等再回家，发现与兄弟姐妹已有隔阂。于是，他乐得和外公一起躲进电影院，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耽于冥想，有时还会设计出各种离奇情节，想着如何逃离这俗世。因此，蔡明亮所描绘的孤独并非负面概念，相反，倒是一种率真的表现。蔡氏影像于孤寂肉身与心灵抚慰的双重呈现中，为大众提供一味疗伤的良药，安放都市人迷失的灵魂。
《天边一朵云》
在台北永和老街的“蔡李陆”咖啡店，谈起拍电影，蔡明亮有着满满的幸福感，他一脸满足地表示这是命运的安排。殊不知，幸福背后往往是勇气与付出。身为作者导演，蔡氏影像充斥着生活在破败角落的孤独者、寂寞无助的边缘人，要讨观众喜欢，不易。更要命的是那纹丝不动的长镜头，看得人昏昏欲睡。《是梦》中，马来西亚演员蔡宝珠在戏院里边啃梨边看电影，不时地还要勾引后面的情人，那个梨足足吃了七分钟。而在《爱情万岁》中，杨贵媚端坐于公园长凳，周围到处是小石头和烂泥，萎顿的花草东倒西歪，一片狼藉。杨贵媚哭声震天，历时十余分钟而未有中断，镜头却自始至终保持死一般的沉静。蔡明亮告诉我，他想用如此长镜头捕捉贴近真实的感觉，以看似静止的画面表现另一种意义的流动性。“我的乐趣在于看细微的变化。”他说。这固然是艺术家的个性化追求，只是对观众的耐心考验十足。因此，他的作品赞扬与贬斥永远同样高涨。
《爱情万岁》
有人戏称，在法国人眼里，台湾地区的天空永远是灰暗的，台湾只有一个导演蔡明亮、一个演员李康生。小康是蔡氏影像的符号。关于蔡、李两人关系，坊间有不少传闻，蔡明亮倒也坦然：“说我和小康，未免看低我了。人的感情很复杂，未必一定有某种关系，它就是命运的安排。”蔡明亮当初为拍一单元剧，找小康来演罪犯儿子，他那如机器人般的迟缓与不自然，在镜头里反而呈现出另类的自如与松弛。从此以后，蔡氏电影的故事永远围绕小康衍生开去。看了太多的小康，有朋友曾提议，男主角可否换成刘德华，导演气咻咻地回敬：“刘德华是你的偶像，李康生是我的偶像。”
演员李康生
蔡明亮之前，杨德昌、侯孝贤以关注台湾地区历史与现实及其充满张力的关系而屹立影坛。蔡明亮的出现，猛然间将台湾电影主题引上了后现代社会的当下现实，他是这个世界里最后一个孤守内心的电影牧童，以影像讲述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遭逢、碰撞、亲近或远离。所以，《只有你》，用李香兰这首歌的歌名来概括蔡明亮的艺术人生，大概是最确切不过的了！
02
俯瞰人世的旁观者
说起侯孝贤，朱天文有过形象的比喻：“在夜总会，杨德昌注意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转身跟侯孝贤说：‘你看！这是奇迹！她正处于女孩要变成女人的阶段！’侯孝贤非常惊讶：‘他在说些什么？他怎么能感觉到这个？而我却一点也没注意到！'”
台北徐州路上的“艺文沙龙”，眼前的侯孝贤的确如此朴素、憨厚，甚至有些木讷，短头发花白，白色圆领汗衫配几乎褪色的牛仔裤，脸上满是岁月的印痕，安静而深邃，活脱脱一个忙于耕作的老农，全无大导演风采。这就如同他的电影，里面尽是再平凡不过的人物、再平实不过的场景，没有刻意营造的戏剧性，一切都是那样真实，使人有种错觉，故事里的人就在你身边或者生活在你的记忆中。侯孝贤对故事人物的交代，冷峻含蓄，看他的电影，心里会有湿湿的感觉，就像绵绵春雨，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已经让你湿透了。因为，无论人和物，都透着股难以名状的苍凉。
从左到右：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侯氏影像浸透不同文化元素，线装书籍、武侠小说、布袋戏、地方民谣、沈从文、张爱玲、陈映真、汪曾祺……不一而足，但“侠”却是其灵魂所在。在台湾地区高雄凤山城隍庙一带厮混的侯孝贤，自小便和拳头、砍刀、骰子形影相随，由此孕育出义薄云天的江湖豪气，草莽本色。他虽年近古稀，但说起三个眼神，仍清晰如昨：一是身患喉癌的母亲发现儿子将家中仅有积蓄偷去狂赌投来的责备眼神；其次，是父亲去世后，他在棺材旁失声痛哭时，哥哥那疑惑的眼神，因为胞兄根本不相信自己小弟人性尚未泯灭；再者，就是清理祖母遗体时，发现老人身上早已渗出血水，一大群蛆正慢慢蠕动，收尸者露出对不孝子孙的鄙夷眼神。幸好侯孝贤并未在歧路上走得太远，随着家中长辈一一离世，他似乎决意与不堪的过往一刀两断，从此洗心革面，回头是岸，还将曹操那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改成“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可负天下人”，并作为自己座右铭。所以，朱天文讥讽他，草莽未做到顶，改邪归正，一不小心，便成了导演，但内心的“黑道精神”却一直萦绕脑际。这就是他何以会为杨德昌电影《青梅竹马》抵押自己房产；可以为遭受财务困扰的哥儿们拔刀相助，一掷数百万；可以将因恋爱错失《悲情城市》的伊能静找回，不计前嫌，为其度身定做《好男好女》。这种古侠的浪漫情怀一直贯穿始终。
《青梅竹马》
侯孝贤电影中的长镜头有口皆碑，但“侯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相对静止的长镜头提供的是一种非常紧密的历史空间。侯密集地调度无数人物，他们中的很多人进出画框，他的镜头将之与无数无生命的物体混合在一起，易于产生异常幽闭的感觉，几乎令人窒息”。承侯孝贤相告，长镜头的使用固然受制于客观条件，譬如早年摄影器材的笨重以及非职业演员表演的粗率，却也与童年经历，与《从文自传》不无关联。“大约十四五岁时，常常溜进县长公馆，顺着墙根爬到杧果树上，边吃杧果边俯瞰周遭世界，聆听风声、蝉声。这一经验后来被用于《冬冬的假期》。因为我觉得在树上那一刻很像电影的表达形式，它仿佛凝结成某种情感和意绪，跟慢动作一样。”至于《从文自传》，则是他拍《风柜来的人》时，朱天文推荐的。那时的侯孝贤正面临困顿与彷徨，读完《从文自传》，顿时豁然开朗，“沈从文对家乡，对生死的描述，让我感到看世界的角度、视野，可以如此广阔。我拍电影的叙事观点像极了中国传统文人对人和事的态度。即使再悲伤的事，也可用平静的心情叙述。”于是，他嘱咐摄影师尽量往后退，结果，那些长镜头便如同一个旁观者，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沉默不语，静谧地展开充满中国山水画般留白的无尽画面，使得观者在如此简约的镜头中，深深感受到情绪和意象的延续。如果说，侯孝贤试图用镜头感动观众，不如说感动我们的正是镜头中那平淡如水，亦有令人难以抵御的无奈、共鸣。所以，侯孝贤其实就像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有一定距离，但，很温暖，也很清醒，这也是侯氏影像的主基调。
《从文自传》，沈从文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天文评价侯孝贤：“不苦相，不愤世，一心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有时会跌倒，又突然会爬起来，然后兴高采烈地上路。”侯导看来对自己那种“阿Q”精神颇为自得。他以为处理影像要尽量将复杂转化为直觉，简单，因而其大脑习惯于自动过滤无效信息，对谩骂、攻讦有天然的免疫力。还有，就是要把物质欲望降到最低。身为世界级电影大师，他仍然喜欢坐公交车，孵咖啡馆，观察芸芸众生种种细节，捕捉生活点点滴滴。这使我想起，在法国人阿萨亚斯纪录片《侯孝贤画传》里，侯孝贤毫无顾忌地嚼槟榔，吃地摊，喝老人茶，唱卡拉OK，依然像他半自传电影《童年往事》里那个野孩子阿孝咕，在那片被他拍摄无数次的土地上，朴素地生活着。那么多年过去，他仍然真实、质朴。他说：“我发现自己经历太多事，希望不要因此就变得虚无，没有着力点了……”
《童年往事》
03
囚徒的呐喊
我不喜欢李敖。
他倨傲不逊，目空一切。“五十年以来，五百年之内，中国白话文写得最好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而且，每一个说我吹牛的人，其实心里都供着我的牌位。”
他六亲不认，忘恩负义。钱穆、胡适早年对他投以青眼。胡适甚至在其最困厄时寄去一千元支票一张，让他从当铺赎回三条裤子。但李敖后来对钱、胡的批判丝毫不留情面。
我也喜欢李敖。
他卓尔不群，爱憎分明。“敢以率真表天真。”他当面斥责老友金庸“伪善”：“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成分大于一切。”而面对三毛那样仰慕他的忠实“粉丝”也绝不心慈手软，他指摘三毛帮助沙漠中非洲朋友纯属“做秀”，弄得三毛大窘。语虽尖刻，评析倒也不无道理。
作家李敖
那日，当身着红色夹克、戴着墨镜的李敖出现在台北徐州路上的“艺文沙龙”，一座幽静的日式小楼时，我才真正领教他的不羁、率性。“可凡，你的节目开播四年八个月都不找我，竟找那些烂人上节目。什么意思？! ”见我一脸茫然，他又突然转怒为喜，露出孩童般调皮的表情。“钱锺书说过，只吃鸡蛋，别看母鸡。你们死心眼，偏要看母鸡，今天看到也不过如此！其实李敖之所以让人害怕，主要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骂别人是王八蛋，可李敖能证明你是王八蛋。”说完，他自己也不禁嘿嘿笑了起来。
李敖的老师很早就叮嘱他“切忌多言，切忌放肆”。然而，飞出学术禁锢的李敖非但多言和放肆，还为自己惹来两次牢狱之灾。第一次是因文字惹祸，其主编的《文星》被迫关停，他被判入狱十年，最后坐了六年牢。第二次则是与《文星》昔日老板为财产反目，也有半年铁窗。如今，李敖可以笑谈陈年往事，但内心伤痛却无法修补。“《老残游记》中那女孩被夹指头，十指连心，痛到心头。狱卒用圆珠笔夹我，并且用我右手紧捏夹着笔的左手，还不断奚落我，李先生，不要恨我们噢，要恨你自己的右手。我说，我不恨右手，恨圆珠笔。那个时候，精神完全被肉体出卖，只是内心还存留一点点抵抗与喘息。”因此，李敖默默将美国开国元勋派屈克·亨利的名言“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宁死）”改为“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your death（不自由，要你死）”。李敖自认两段牢狱生涯对自我人格产生严重扭曲。多少年来，他始终过着自囚般的生活，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每天仅吃极少量蔬菜和不含糖的水果。一周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阳明山潮湿、狭窄的小屋里，孤独地读书写作。仅星期天才下山与妻儿共享天伦。
李敖比女儿大六十岁，比儿子大五十八岁，比太太大三十岁，照理说，年逾古稀的他理应更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每分每秒，但他偏偏要与最亲近的人刻意保持距离。“我慢慢老了，他们要习惯这个家没有我。我不出现，该怎么生活。但是，我发现，现在星期天回家，妻儿反倒不习惯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老掉了，我真的老掉了。没办法！”向来不甘服老的斗士对我说出这番话时，眼中竟闪过些许茫然与无奈。不过，他很快调整了情绪，敏捷地从口袋中掏出几样随身携带的“宝贝”。其中，有一只强力手电筒和一把小刀，“为什么要带这东西？若进电梯，忽遇停电，打开电筒，可不被黑暗所困，而小刀则能把门撬开逃生。”最莫名其妙的是一个手机模样的一万伏特电击棒，“或许是坐过牢的关系，我只相信自己，从不依赖他人。有人曾寄来子弹威胁，警察派保镖保护我。一旦保镖也死了，怎么办？有电击棒就不怕了。”这些话听来的确有些匪夷所思，但联想到他身陷囹圄时所遭受的众叛亲离，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
李敖的人生信条是人性最靠不住，所以他从不参加朋友的婚、丧、喜、庆，因为自己挨苦受难时，大家都远远躲着，就连心爱的姑娘也逃之夭夭，他为此痛不欲生。李敖曾写过一首小诗表明心迹：“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
说起李敖的浪漫史，他与胡茵梦的感情无法回避。胡在《生命的不可思议》一书中将李敖描绘得十分不堪。她披露与李敖生活期间深刻感受其自囚、封闭和不敢接触，以及洁癖、苛求、神经过敏和无端恐惧，“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穿拖鞋，喜欢光着脚丫到处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李敖对此事反应强烈……”但李敖对此矢口否认，反指胡茵梦满口胡言，连带胡的文学才华也沦为他的攻击对象。“有的人，才女想变成美女，失败了，像陈文茜；有的人，美女想变成才女，也失败了，像胡茵梦。”他还引用陆游“粉棉磨镜不忍照”来讥讽前妻的衰老。胡五十岁生日，老死不相往来达二十年之久的李敖竟破天荒送去五十朵玫瑰花，不明就里的胡茵梦大为感动。“可她忘了，我有个恶作剧，就是提醒她，五十岁了。”李敖说。话虽如此，李敖至今仍觉得胡茵梦与林青霞一样，是心中女神。
李敖外表强悍，却有颗纤细柔软的心。采访结束，他从一黑色拉杆箱里取出多本近作，一一签名留念。匆匆用完午餐，他便起身告辞，且执意独自打出租车回阳明山。骨折刚刚痊愈的大师踽踽独行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显得有些吃力，一阵风吹散了他灰白色的头发，而猩红色夹克与黑色拉杆箱形成的反差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分明。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惆怅、伤感……
本文节选自
《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
作者: 曹可凡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20-1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
原标题：《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 | 曹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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